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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鸣镛:数学王国忘我的耕耘者

时间:2016-01-01 19:31来源: 作者: 点击:
张鸣镛出身于书香门第,高祖父对张鸣镛的影响很大。高祖父张振夔是全家的榜样;他自称介翁,介的意思是刚正不阿。他当过县学教谕,主讲过温州东山书院、台州宗文书院.晚年主讲乐清梅溪书院,69岁时在书院中逝世。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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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张鸣镛出身于书香门第,高祖父对张鸣镛的影响很大。高祖父张振夔是全家的榜样;他自称“介翁”,介的意思是刚正不阿。他当过县学教谕,主讲过温州东山书院、台州宗文书院.晚年主讲乐清梅溪书院,69岁时在书院中逝世。他著的《介轩集》是全家传诵的一部书,这书张鸣镛读得很熟,并始终保留一部在身边。

  高祖父及以后各代都是举贡生员,或教书、或行医、或经营中药店等小工商业。张鸣镛的父亲张肇麟是长子,13岁中秀才,第二年,由于张肇麟的父亲去世,家道中落,张肇麟在丁忧后进了温州师范学堂。毕业后,在一个书院的基础上创办永嘉第二高等小学,任校长,从此,他负起了大家庭的责任。他扶助三个弟弟成长,他们相继大学毕业,其中之一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。张肇麟自己在工作之余研究上古史。

  张鸣镛从小就学习成绩突出,而且性格开朗,因此在大家庭中一直受到器重与喜爱。 他从小就喜欢数学,中学时,看到牛顿的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》 后,在房间门口贴了一副对联:“知数理共天文一色;待天才与奈端齐飞.”(奈端是牛顿的旧译)

  1943年春,他高中毕业,开始了一段不寻常的经历。前一年(1942年),正是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。参军的大哥在山西被日军俘虏,音讯全无,全家忧虑万分。张鸣镛高中毕业后,决定去山西寻找。家中不同意他去冒险,但他不听劝阻。当时他刚17岁,只身进入敌占区,经上海、北平,到了太原。在大原期间,他被日军扣押了一夜,但终于打听到那批俘虏已转移到北平。他跟踪追寻,经过许多周折,当年秋天在南京探听到了大哥的下落。当时大哥正在江北一个俘虏劳动营中当医生。他们取得联络后,就商定等待时机脱逃。第二年(1944年)他们逃离了沦陷区,回到了温州。年青时的这一段“万里寻兄”经历,足以说明他的勇敢与胆识。

  当时,浙江大学已内迁到贵州,并在浙江龙泉办了一所分校。同时,在杭州浙大校址上也办起了一所大学,张鸣镛在1943年等待大哥期间,曾上过那所大学。在他帮助大哥逃离沦陷区后,1944年便转入浙大的龙泉分校。

  抗战胜利后,浙江大学迁回杭州。1946年,张鸣镛在数学系读三年级,从此进入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。当时,浙大数学系有著名的数学家苏步青教授及陈建功教授的有力指导,有良好的学术风气。张鸣镛在这种环境中飞速成长。1948年,张鸣镛大学毕业,当时浙大数学系留了两名助教:他和谷超豪。

  1950年,张鸣镛发表了两篇微分几何方面的论文。在这些论文中他给出了Finsler空间子空间平均曲率的几何定义,超越了嘉当(E.Cartan)和贝尔瓦尔德(L.Berwald)的定义的特殊性,并得到了一系列结果。1959年出版的伦德(Rund)的专著中介绍了张鸣镛的工作,这本专著The Differential Geometry ofFinsler Spaces(Finsler空间微分几何)是西德 GMW丛书的101卷。在这本书中,有4位中国数学家的论文被引用,即苏步青(1篇)、陈省身(2篇)、王宪钟(1篇)及张鸣镛(2篇)。同时,他也进行函数论方面的研究。1951年,发表了关于多重解析函数及多重调和函数的论文。1952年,发表论文《凸区域的一个遮盖定理》(论文是用德文写的)。这样,他大学毕业后担任助教的头四年共发表了5篇论文,而且同时在苏步青教授及陈建功教授的研究方向上都得到出色成果。

  张鸣镛在紧张的学习和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,还广泛参加各种社会活动。他为人富有正义感,1947年,浙大学生于子三被迫害致死,他极为愤慨,在代表浙大数学系撰写的挽联中写道:“筑得起长城万里,坑不尽天下书生,曾几何阿房成灰烬……”他还抬着大横幅参加街头的示威游行。

  解放前夕,他被推选为浙大的护校委员。解放后,他被派参加接管浙江金华的英士大学。他积极参与“文字改革”。他认为要提高全民的文化水平,必须推行拼音文字。因此,他参加组织浙大新文字研究会,编写课本,研制浙江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。《1950年中国语文问题论文辑要》一书中,收录了他的3篇文章.他还到社会上宣传、推广,并曾在浙江广播电台讲授新文字。

  他喜爱西洋音乐,又曾是浙大京剧队队长;他写了不少诗,他的长诗曾在浙大校刊发表,他编了一部自己的诗集,可惜这诗稿在“文革”中丢失。

  1946年到1952年,短短几年之中,他从一个大学生迅速的成长为一个优秀的数学家。他的多方面的才能使他崭露头角,他意气风发,前途无量。没有想到,1952年来了一个大转折:在院系调整中,浙大数学系被解散,他被分配到厦门大学。1952年,张鸣镛26岁,他离开杭州来到厦门,经历生活的一次重大考验。当时厦门很闭塞,只有汽车和外界相通。而厦门大学数学系刚刚建立,连同浙大刚调去的3位教师,合在一起才14个人,几乎没有图书资料。面对这种情况,张鸣镛没有气馁,也没有埋怨。他决心与其他教师一道,在厦门建立一个新的数学中心,在厦大办一个浙大数学系那样的系。于是,他们一起收集、订购有关的杂志资料,建立数学阅览室,同时协助系主任方德植教授组织讨论班。

  几年之中,厦大数学系在科研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。例如,1954年的厦大学报,除了一期海洋生物及两期社会科学外,只有一期是自然科学专集。该专集共有14篇论文,其中数学10篇、物理1篇、生物3篇。对此,卢嘉锡教授在《编辑后记》中称赞数学系:“在教师人员少、教学工作又繁重的情况下,有这样的成绩是应该珍贵和赞扬的。”

  张鸣镛到厦门的头五年中,发表了10篇论文。这期间他对多重调和函数、多重调和势位及多重调和张量场做出了重要的成果。1956年,陈建功、程民德、吴文俊参加了罗马尼亚数学会代表大会后,在《科学通报》1956年11月号上发表了一篇介绍罗马尼亚数学的文章。文中也提到为数不多的几位中国数学家的工作,文章写道:“第二次大战之后,荷兰数学家里德(Ridder)、厦门大学张鸣镛都用面积导数的概念做了一些工作。”在介绍尼科列斯库(Nico-lescu)院士的工作之后,又写道:“笔者在此附加一句,厦门大学张鸣镛对于多重调和函数,已有优秀的贡献。”把张鸣镛的工作列入国际性数学工作之中,足见其成绩之显著。

 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,张鸣镛在1955年发表了论文。该文所得到的一个凸象的Bloch型常数Tρ,后来曾被称为“张鸣镛常数”,并在1980年教育部审定的函数论专门化教学大纲中列为一个条目。这是列入该大纲的唯一的以中国数学家命名的条目。

  在这期间,他还把平面区域内映照的莫尔斯(Morse)拓扑方法推广到Riemann曲面上去,并对阿尔弗斯(Ahlfors)把Schwarz引理推广到Riemann曲面上去的优越成果,作了进一步的改进。

  他一方面紧张的进行科学研究,一方面努力进行教学工作。他通过课堂、讨论班和个别指导培养学生,希望他们能达到国内、以至国际水平。他在“文革”挨批判时写的一份“材料”中曾写道:“在教学过程中,我认为努力‘提高’同学的业务水平是我最大的职责。于是也就根据自己的认识,把同学的水平‘提高’到国际上资产阶级数学水平为目标。”张鸣镛没有留下自传,但“文革”后发还的一堆“交罪材料”却给他留下了生平的一些痕迹。

  从1952年到1957年,厦大数学系的确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毕业生,例如陈景润、赖万才、林群等。陈毕业后曾是张鸣镛的助教。作为一个新建的系,有这样的成绩真是应该珍贵和赞扬的.1955年到1957年,厦大数学系多次受到教育部的表扬。国际数学家大会曾来函邀请他们参加 1958年的爱丁堡大会(由于“反右”,未能参加)。

  厦大数学系的成绩是许多人努力的结果,张鸣镛的努力得到了承认。1956年,厦大全校提升三名副教授,其中就有张鸣镛,这时他刚30岁。

  1946年到1956年,也就是他20岁到30岁之间,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,他施展出了才能,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。但是,在这期间他的家庭负担十分沉重,他还要扶助弟妹们成长。他们先后大学毕业,其中之一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。

  正当他克服了种种困难,几年的刻苦努力得到承认的时候,1957年的“反右”运动使张鸣镛前进的道路突然中断。“反右”中, 1952年从浙大调到厦大数学系的三位教师都被划成了“右派”。先是其中之一受到批判,这时候张鸣镛非但不起来“揭发批判”,反而公开表示不赞成那种批判的作法.于是斗争矛头很快转到了他的头上。

  “反右”以后,他在“监督”下劳动了一年,其艰难难以想象。有时候他一天要比一般人多劳动几小时,有时分派他作诸如进山挑炭的重劳动。有一次进山挑炭的路上几次滑倒,很晚没有能挑到,最后别人去找,才把他接回来,有时还要受批斗。他以往一心一意做数学研究或培养学生,现在突然受到这样的对待,这给他的精神和身体带来了难以弥补的创伤。所可庆幸的是,他支撑下来了。 经过了这一切,他还是很开朗的。但“反右”给他后半生的工作及生活带来了一连串的挫折与不幸。

  据张鸣镛的学生们回忆:1956年厦大数学系制订“十二年科学研究规划”时,决定把“大范围分析”作为研究的中心课题。其题目与内容同国外在60年代中所提出的非常接近,张鸣镛准备从事这方面的研究。但是这个打算与他的其他一些大胆的设想一样,全成了泡影。

  1959年秋后,他重新做教学工作,分配他教化学系、物理系的微积分.他努力为他们另编教材,翻新内容。在可能的情况下,他也指导年轻人进行数学研究。尽管这样做往往给他带来麻烦。例如,有一位化学系年轻教师对数学有兴趣,在“反右”前曾听从张呜镛的建议学了实变函数论。“反右”后张鸣镛仍给他指导,结果这位年轻人在1962、1963两年的厦大学报上发表了3篇论文。值得指出,这两年中厦大学报发表的数学论文总共只有9篇。张鸣镛当时就受到指责,说他不该指导化学系的教师等等。在“文革”中他还得为此事写交代材料进行解释。

  1962年,“反右”、“大跃进”告一段落。在数学系里他的学生和助手在前些年已纷纷调离。张鸣镛也决定离开厦大。 当时,一些地方重新建立综合性大学,陈建功教授回到杭州,任杭州大学副校长。1952年被解散的浙大数学系在杭州大学得到了部分的恢复,正需要人才。杭州大学竭力要调张鸣镛去,张鸣镛也决心回杭州去。但是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。厦大不予同意,只答应让张鸣镛出去短期讲学。因此,1962年,他曾应邀去安徽大学短期讲学;1963年,应邀去杭州大学短期讲。

  当张鸣镛的处境逐步正常时,他针对数学系年轻人在基础训练方面的缺陷,举办助教进修班,给他们讲《现代分析基础》。后来还多次讲解.他写的讲义在他逝世后,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。不久他又讲专门化课程《势位论》。后来他也再次讲解,他的讲义改称《位势理论》,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  就在这时,“文革”开始了。张鸣镛有“右派”的帽子,又有不屈的性格,使他在“文革”中吃了更多的苦头。他曾经因表明自己的观点被毒打成重伤。从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一直到1969年以后,才准他“回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教育”。

  1971年后,他可以参加下厂下乡。东奔西走,先后去了五六个地方。由于需要,他写了《自动控制原理》上下两册,分别在1974、1975年油印出版.1975年9月又让他去集美干校劳动。后因肺病复发,1976年8月回到学校。

  “岁寒,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”张鸣镛虽处境艰难,动辄得咎,但他干劲十足。在1957年之后的20年里,他被迫离开了数学界的主流,无法参与学术活动。但他在只发给他生活费的时候仍订阅数学杂志。学生劝他停掉杂志,他说:“饭可以不吃,书不能不看。”只要有可能自己支配时间,他仍然一如既往,日以继夜钻研数学。别人劝他注意身体,不要再熬夜,他说:“如果事业上没有什么贡献,活得再久又有什么用。”

  张鸣镛有一段时间曾潜心研究相对论和量子力学。他认为相对论历来是量子力学的不可缺少的基本原理之一。为了使理论推算的结果更符合实验,量子力学的公式曾一再经受相对论形式的订正。但是他认为那些订正只是形式上的摹拟,并不是从推理得到的,而实际上量子力学的基本方程可以根据相对论用数学方法建立起来。量子力学可以看作建立在相对论基础上的一种统计力学。因此,微观世界的量子化现象是时间空间的相对论结构的必然产物。他把这个结果在1978年厦门大学的科学讨论会上报告,并简要地在厦大学报上发表。

  1976年,全国的形势出现了转机。但张鸣镛的处境并没有立即好转,1978年的全国数学会大会,本来说要他去参加,但后来还是没有让他去。1978年底,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,使张鸣镛异常兴奋。此后,他也能够去外地作一些学术报告了。1979年,他在福建省数学会年会上报告《势位论的发展和影响》。同一年在厦大科学讨论会上报告《势位论方法在保形映射上的应用》,用势位论方法证明平面单联区域条形外半径大于或等于内半径,并讨论了某些应用。1980年在全国函数论会议上报告《对势位论和函数论的关系的回顾与展望》。1981年在杭州大学陈建功教授纪念会上报告《势位论在函数论上的应用》。同一年在厦大科学讨论会上宣读论文,改进了单叶函数的Landau常数下界的估计。1982年在浙江大学85周年校庆学术报告会上宣读论文《微分流形的升级》。

  1980年《数学年刊》创刊,张鸣镛担任编委。1981年《数学研究与评论》创刊,张鸣镛担任副主编。

  1983年他参加了全国数学会大会,并当选为理事。他在会上报告论文《实质极大的Riemann曲面》,给出了Riemann曲面是实质极大的充分必要条件。张鸣镛在1956年曾参加中国数学会在北京召开的论文报告会。后来1960年的全国数学会大会,已不准他参加了。现在他才再一次参加了全国性的数学大会。但27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。不料两年之后,当中国数学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及理事会时,他又不能参加了。当时他正躺在上海的医院里,癌症已到了晚期 。

  1984年他与杨忠道教授合作发表论文。80年代中,张鸣镛的工作、生活已逐步走上正轨,他身边已聚集了一批在科学研究上渐趋成熟的年轻人,这时候最后的打击到来了。过去,无论是“反右”还是“文革”,虽然给他带来严重的灾难,但都没有压垮他,他总能从各种打击中很快恢复过来。此时不行了,他的身体终于垮了。

  1984年秋后,张鸣镛胸部不适。他本来就容易气喘,1983年得过一次“自发气胸”,他顶过去了。他希望这一次也可以顶过去。不料,1985年初,病情越来越险恶,在X光片上有一半肺已看不到,气喘加剧。这时他才不得不放下手里的工作,到上海治疗.80高龄的苏步青教授几次来医院探望,并且和金福临、谷超豪等对张鸣镛的医疗,作了许多安排。同时由于厦门大学领导的关心,他的学生得以轮流去上海照料。许多朋友对张鸣镛非常关心。浙大的同志甚至请医生一起特地从杭州到上海来看望。在这最后一刻,他的老师、同学、学生、亲友千方百计地挽救他的生命,使他坎坷的一生得到了一些安慰。他病重时,还一心想同大家再生活些日子。他认为自己身边的这支科学队伍已初步形成,希望能进一步壮大。他几次讲:“不用多,只要再给我5年时间.”但医术已无能为力。

  1986年5月12日凌晨,张鸣镛在厦大医院与世长辞。几十年来,他做了那么大的努力,可是他无法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,二三十年的耽误及损失也无法弥补。在得知生命垂危时,他曾说:“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,长使英雄泪满襟。”命运对他冷酷无情.他只有一个女儿,他去世时她才11岁。


  苏步青教授等发来唁电说:“张鸣镛教授逝世是我国数学界一大损失,我们也失去了一位益友……”朋友们哀悼他:“才华出众,耿直奔放,命运坎坷,令人长叹息。”

  张鸣华,张鸣镛胞弟,1930年生,1952年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后一直在母校任教,后为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系教授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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