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顾我的一生，我觉得我的事业很大程度受益于给我人生带来很大影响的F．W．桑德森（Sanderson），这位昂德尔公学校（Oundle School）校长和他对我的忠告——“要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”和“要找到能激励自己去执着追求的东西”。

——李约瑟  1990．9．4

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在古代和中世纪科学、技术和医学史上的作用，在过去30年间，经历过一场名副其实的新知识和新理解的爆炸。对中国人来说，这确实应该是一个理所当然值得自豪的巨大的泉源，因为中国人在研究大自然并用以造福人类方面，很早就跻身于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了。”

——李约瑟  1990

写的东西不算少，好坏自己亦不明，

但有虔诚一点心，愿为世界开太平。

——李约瑟  自咏诗

我不认为现代科学一定要走它既定的路线，但这个自17世纪以来所发展出来的模式，似乎要照传统路线继续走一个时期，看不出会发生任何基本性的变革。我倒想到一点，中国人的思想方式，可能发生极大的影响，尤其是在非常奇特的基本粒子方面，没有人能了解这一点。17世纪以来的传统科学方法，可能不足以处断基本粒子的问题。在不久以前，我们已经见到两个中国人，因为对宇称守恒律的研究而得了诺贝尔奖，我倒不否定，他们在开始时或者得自某些中国思想的成分。

李约瑟  1969年

对李约瑟的认识

60年代初，我在新加坡的南洋大学读书。由于喜欢中国古代的数学史——主要是受李俨的书影响，我尽量想找有关这方面的材料。但由于南洋大学当时才创立7年的时间，图书馆的藏书并不丰富，有很多想看的书籍不容易找到。

很自然地，我去找历史较久、在殖民时代就成立的马来亚大学的图书馆。每个周末离开美丽的“云南园”回到市区，我会中途在武居知马路的马来亚大学车站下车，然后进入图书馆去找书看。

有一天，我发现那里有一本算是新书，还没有人借阅过的叫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（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》第三卷。这里有讲中国古代数学、天文、地理及地质学。作者是Joseph Needham，合作者是Wang Ling。这时惊喜若狂，以后我常常去那里翻阅此书，坐在冷气开得很强的图书馆里（当时新加坡空调还并不普遍），而我常常连午饭也没有吃，看到快要傍晚才回家。一走出馆外，热带的湿热空气，使我开始感冒，而手脚冰冷，走起路来头重脚轻，肚子因整天没吃东西而胃有些难受，可是满心欣喜。他的书把我带到了古代的社会，看到先民在数学上有这么辉煌的贡献和成就，我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后裔而骄傲。

新加坡由于一百多年英国的殖民统治，虽然小岛上大部分是华裔，长期殖民奴化思想的影响，“崇洋抑华”的思想很普遍。曾经在创办南洋大学付出许多心血的潘受老先生，在南洋大学后来关闭，美丽的云南园荒芜凉亭残坏时，感慨地写了这样的七绝：

“虎倒龙颠抑塞才，物鸣总有不平哀。

要知下天原无路，路是人人踏出来。”

“娇莺言语蟹文章，数典何妨祖可忘。

金碧黯然图籍散，我馀及吊鲁灵光。”

能看到一个英国人能公正的介绍中国的文明，中肯的肯定中国民族在历史起过的先进作用，这和我当时见到许多人“耻为中国人”的想法真是不一样。

60年代末到了加拿大留学。在国际方面，中苏由1963年爆发的对于思想意识方面的大论战，演变到了1969年在珍宝岛上干戈相见流血冲突。我的一些东欧来加拿大作研究的朋友却兴高采烈，希望这两个共产主义集团的巨人，自相残杀，两败俱伤，那么他们的国家就可以脱离苏联的控制。

这时我读到李约瑟教授写给《泰晤士报》的信：

“编辑先生：

中国政府在3月12日就中苏边界事件所发表的声明，详细而且重要，但英国报界却不大重视。这个声明附有乌苏里江的地图，列有一条分界线，指明苏联境内的若干岛屿，以及中国境内包括珍宝岛在内的其他岛屿。

地图还附录了帝俄沙皇敲诈大清帝国的条约文件。借着这些1858及1860年条约，帝俄霸占了东北大部分地区及边界的土地。即使依据1860年的《北京条约》，珍宝岛也无可争议地是中国的领土。

自1949年以来，中国与阿富汗、缅甸、巴基斯坦、尼泊尔、外蒙古，对困难重重及错综复杂的边界问题，成功地达成了协议，在大多数情形下，作了慷慨的让步，并放弃了旧中国政府所一向坚持的要求。

在同样目的及运用同样原则下，中国亦于1964年与苏联展开协商。中国声称愿意以 1858年及 1860年的条约为基础，确立整个边界线的划分。可是，据中国方面说，苏联拒绝以这些疆界为基础来谈判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苏联对这个问题所发表的大量文章至目前为止，竟都有一特点，就是提不出文件来佐证。因此《泰晤士报》的读者，在进一步研究史实之前，在目前要下谁是谁非的判断，就似应特别审慎了。

你忠实的

李约瑟

英中了解协会”

我才知道李约瑟是英中了解协会的会长，在这国际形势恶劣的关头，他站出来为中国讲话。就像他在年青时来到中国，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蚕食中国大片河山，由于抗战，社会经济恶劣，人民生活困难，作为“英国文化科学赴中国使团”（British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Mission to China）的成员，他为中国科学家雪中送炭提供许多珍贵的资料，在英国杂志写文章介绍中国抗战的情形。

70年代我居住在法国，有一天在法国的巴黎图书馆看到一本194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《战时中国之科学》由李约瑟著，徐贤恭、刘建康两人译的书，里面是他在1943年在中国的演讲稿及为英国《自然科学杂志》（Natural Science）所写的文章，从中知道他在华的活动。

读到他在1942年2月在重庆“中国农业协会”谈“中西科学与农业”，他问：农业科学在英、美、苏这些工业国家有很大的发展，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业国家，为什么在中国农业科学没有发展呢？他说中国农人最初比西方农人先进，欧洲农人用木犁头时，中国农人已用铁犁头了，但后来欧洲人开始用钢犁头，中国农人反而落后，其中一定有一些道理存在，他作了一些探索和理解。

他说西方科技发达是由于欧洲商人得势，封建主义衰退资本主义即代替兴起，资本为商人蓄积再投入工业上，即变为工业资本主义。而在中国却由于亚细亚官僚政治取代了资本主义，因此阻碍了农业科学的发展。

他断言如果天气、地理、社会经济几个因素，在中国和西方一样，而西方有和中国同样的情形，那么近代科学恐怕会发生在中国而不是西方。而西方人将要学习象形、会意的中国文字来承继近代科学，正像现在的中国学术界人士必须学习西方语言一样。

他认为近代科学自然是绝对国际性，中西科学家并没有什么区别可说，他说他常恨“外国科学”这句话，不能忍受那种套词。科学是你我所共同享有的，庄子与希腊哲学家亚拿萨哥拉（Anaxagoras公元前500—408），朱熹与意大利的达文西有什么区别？世界上并无外国科学和中国科学之分别，只有一种国际性人类科学——这是我们所公有的。

将来只有一种可能的途径，在那个途径上面，人类可借合作与团结以求进步。科学一体，终有一日全人类将要包容于这个一体政治之下，中国人民和西方人民在那共同事业上应如兄弟般互助合作，共同努力。

后来在巴黎的一个国际科学史会议上，我总算见到这位怀有中国古人所梦想的“大同世界”的我敬爱的科学家。当时他身材蛮高，可是由于长年伏案工作，他的背有些驼，而最让我吃惊的是他的古文根基很好，能看能写一些文言文，当时他建议我去看一本奇书《周易参同契》，他说这不止是可当作化学古籍来看，也可以当作一本养生的书来读。

由于我年轻时只兴趣数学，自己觉得生命有限，有许多要做的事，可能这一生短暂的生命都做不完，因此虽然他的建议是不错，我却没有听他的话花时间去看这书。

后来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参加由伦敦数学学会主办的会议，当局安排参加会议的人士去参观剑桥大学，晚上，还要赶到莎士比亚的故居去看莎士比亚的话剧“仲夏夜之梦”（Mid-mummer Night），本想到剑桥时去参观他的研究所，看看他工作的环境，但由于时间短促而且集体行动，个人不好中途跑掉，只好作罢。

当时我有一个梦想，希望以后能和他一起工作继续在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第三卷数学部分扩充。当时我是觉得我应先在数学研究做工作，等年纪大了思想较成熟才来做这科学史的研究工作，在这之前我应该在历史和语文上充实自己打好基础。

我忘记了岁月不饶人，他年纪已大了，虽然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身体很健朗灵活，头脑很清醒，可惜人会衰老，他后来患了帕金森病（Parkinson disease），在1995年3月23日中风， 24日过世。